我和法国Les’tRepublican的CharlesLaprevoto驱车到城外，可还没等靠近“爱国者”阵地外围的铁丝网，就被巡逻兵发现，偷拍计划流产。当日下午，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。成群的“爱国者”导弹四枚一组装在巨型发射车上，昂首而立，每十余台发射车排成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方阵。这次我们学乖了，村田用佳能新F—1机身＋FN马达＋300f4，我用尼康FM2机身＋MD12马达十80～200f4，隔着出租车的玻璃一通扫射，反正老鲍勃教导我们“新闻价值决定照片质量”。
急急忙忙跑回住处，我用肩膀撞开门，甩掉鞋，冲胶卷时紧张得直哆嗦。草草定影水洗，可胶卷上的“爱国者”导弹结像太小，任我把放大机机头提到顶，偌大的“爱国者”发射架在照片上还不够指甲盖大。我只好把提到头的放大机搬到洗脸池上，再摞上一把椅子，掉过头来趴在地板上铺平相纸，总算放了张只有“爱国者”导弹、没有任何环境的10寸传真照片。
待我兴冲冲捧着这张10寸传真照片、赶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新闻检查办公室时，只见村田信一正站在那里发呆。原来村田那卷用300mm镜头拍的反转片因“暴露导弹阵地的环境”而没能通过新闻检查。村田说我那用200mm镜头拍的则更不在话下。可当他看到我用放大机顶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时，竟气得大哭起来。我坏笑着劝村田，拍负片有拍负片的好处。我的照片顺利地通过了检查，当天传到了北京，《解放军报》立即刊登了这张照片，这是首张出自中国人之手的“爱国者”照片。
在特拉维夫“飞毛腿”导弹的袭击下，我结识了许多勇敢风趣的西方记者。他们大多智力超群，雄心勃勃，经验丰富，不仅爱钱更爱荣誉，有强烈的职业自豪感。对他们来说，仅千把块的普利策奖远比六位数的年薪更重要。这些人对付新闻检查有着丰富的经验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约翰·海古德说：“在危险袭来之际，自始至终的镇定是绝对必要的，这种镇定建立在经历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础上。有人说我勇敢，那是瞎说。临危不惧不是胆量问题，而是经验问题。好记者每战胜一次危险，就对自己的能力增强一份信心。这又刺激他去投入到下一场危险之中。”
2月11日夜，我第二次拍到“爱国者”导弹划破夜空迎击“飞毛腿”。前一次我用莱卡M—4＋35mm镜头f1．4、1／2秒，拍到的“爱国者”导弹划破长空的弹道轨迹由于太短，被新华社摄影部值班室的老欧枪毙。在电话里，老欧说若用B门会更好些，但叮嘱我千万别再站在楼顶上拍导弹了。可我贼心不死，这次还用莱卡M—4＋35mm镜头f1．4，B门，总算拍到了这一恐怖的夜景。
等警报解除、文字记者朱界飞从掩蔽部跑出来看我是否肢体完好时，我早已冲完胶卷并放好了一张传真照片。放照片时我故意让底片药膜朝上，这样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张影像相反的照片，使人无法根据“爱国者”导弹的飞行轨迹推算出爱国者导弹的位置，以免给以色列人民带来灾难。来不及关闭放大机，我和文字记者朱界飞跑到一楼大厅，他去查看外国通讯社如何报道刚才的空袭，我则提着美联传真机冲进新闻检查办公室。令人遗憾的是办公室空无一人，估计躲避空袭的检查官还没从避弹室回来。我拎着水淋淋的照片冲到电话机旁，边装我的美联图片传真机，边拨008613073426（这是当年的新华社传真照片接口）北京新华社，我朝听筒中的袁满怒吼：“袁满，快收！”美联社传真机飞速旋转起来，水珠洒了我一眼镜，我这才大松了一口气。因为这种老式的美联图片传真机没有监控，滚筒一转谁也看不到滚筒上发的是什么东西。我又做了个局，将几张前一天通过检查已盖章签字的照片摆在一旁，仿佛传真机上传的是它们中的一张，然后提心吊胆地守着我的宝贝照片。可就在这张“爱国者”截击“飞毛腿”的照片即将传完、滚筒行将停下来时，一名新闻检查官突然撞了进来。他走到我面前，随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，笑着问我为什么拍了这么多男女士兵接吻、搂抱的照片，我说因为我还没有女朋友，挺羡慕他们的。说话时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儿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一向沉稳得让我着急的文字记者朱界飞踱着方步摇摇摆摆进来了，我顿时像老羊倌见到了毛主席。我面带微笑不动声色地用北京俚语快速地说：“快他妈让他走，我要河北省‘完’县了。”朱界飞手持稿子，指指点点把眼前的瘟神请了过去。我的图传机也恰在此时戛然而止。待到这位检查官回过身来看我时，我早已换上了另一张照片。
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时，现实残酷得让我流泪。我刚才忙于放照片，把那张水淋淋的底片始终药膜朝上卡在放大机集光箱下，现在已烤得起了泡。可我硬挺着没趴下。我记得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时的罗伯特·卡帕也碰上过这么一回。
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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